六朝因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环境的宽松导致当时的文学作品极具发明性
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下迄隋朝成立，前后约400年。那一期间是中国汗青上一个大团结、大动乱期间，战争频繁，军阀割据，朝代更迭，同时也是一个思惟反常活泼、文化情况较为宽松、文学艺术极为活泼的期间,是中国古代文学大改变，且极富创造性的期间。
诗歌是那一期间文学成就更高的范畴。从三个线索予以表述：
时代线索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做的第一次大丰收，其代表人物有“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诗歌，其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而实正代表正始诗歌成就的是阮籍、嵇康；太康诗歌，做家浩瀚，有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除左思外，成就不太高；永嘉诗坛，代表人物有刘琨、郭璞与玄言诗人许询、孙绰等；晋宋之际，陶渊明是成就更高的诗人；齐、梁永明体诗，代表人物有谢朓、王融、阴铿；梁、陈之际的宫体诗；北朝文学以庾信成就更高，庾信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
内容线索
建安诗歌，哀痛离乱，大方苍凉，梗概多气，有明显的时代特色，被称为“建安风骨”；正始诗歌继续建安诗歌的传统，因为情况邪恶，变大方用世为忧生嗟叹；太康诗歌重模仿、颂好事，重形式倾向明显，而左思则是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的继续者。其《咏史》诗，借古讽今，抒写怀抱，笔力强健。其后，鲍照《拟行难路》和《拟古》之做，感情抑郁、体气豪放；庾信《拟咏怀》抒发悲忿，开绮艳、清爽、老成的诗风。在玄言诗流行之际，陶渊明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平平天然之风开田园诗歌一派。谢灵运和谢朓完成了由玄言诗向山川诗的改变，开山川诗一派。梁、陈期间的宫体诗风行一时，那是诗风的一股逆流。
体裁线索
曹操四言诗，曹植五言诗和建安七子的文人五言诗彬彬其盛，蔚为大看。永明体新诗的呈现为唐代近体诗的构成奠基了根底。七言诗也得到了创始和开展。曹丕的《燕歌行》，标记着七言古诗的成熟；鲍照对七言诗的开展做出了重要奉献，他创造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开展了乐府诗；以四言写乐府，使四言诗呈现中兴。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又一次集中的民间口头创做。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南朝民歌风气清丽柔弱，代表做为《西洲曲》；北朝民歌风健朴实，代表做为《木兰诗》。
散文一改两汉史传、政论独盛的场面，向多样化标的目的开展。与汉代散文比拟，有四个特征：一、叙事言情的手札和山川散文鼓起，用手札的构成写天然山川是魏晋南北朝散文的首创；二、汗青列传逐步独立于史乘之外，成为文学列传；三、抒情成分增加；四、文章趋势骈俪。四六文构成并臻于昌盛。文章四六句型已成常规，逃求精致的对仗、谐调的声律、使事用典、雕饰辞摘、骈文创做盛极一时。辞赋由汉大赋演变成抒情小赋，并向骈化和律化标的目的开展。
《搜神记》
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期间产生的新的文学款式，是我国小说开展史上的重要阶段。次要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志人小说《世说新语》。
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学创做的自在，带来了文学理论开展和文学责备的富贵。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责备专论，它对文学的社会地位与感化、文学责备的立场与办法、体裁的区分、文风与做家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观点，标记着文学责备进进了新期间。陆机的《文赋》是一篇用四六文写成的文论著做，论述了相当完全的创做论，它第一次把创做动机、过程、办法、形式、身手等问题回进文学责备范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巨著，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开展。它初步成立了文学史看，既重视文学开展与世风的关系，也重视文学本身开展中的继续与改革，较全面地阐了然做品的内容与构成之关系，总结了创做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体味和教训，初步成立了文学责备的办法论。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论著做。《诗品序》是全书的总论，阐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和开展，对诗歌的某些创做办法及诗歌的抒情达意等问题提出了本身的观点。它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对某些做家批评失当，对声病说自觉排斥，在切磋诗歌传承关系时显得简单化，但它无疑是研究汉魏六朝诗歌的重要参考素材。此外，颜延之对文笔说的论述，裴子野的《雕虫论》，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等，都对文学问题颁发了重要的定见。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王融等提出“四声八病”的理论，是对声律说的新开展，对后世韵文和近体诗的开展有严重影响。文学理论和文学责备的开展，逐渐使文学创做置于其影响与批示之下。文学创做与文学责备的同步开展，二者之间彼此依存、彼此促进的密切关系，对其时和后世的文学开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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