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邓广铭治史丛稿》全新再版，篇目由做者生前亲身选定
内容简介
做者是现代最负盛名的宋辽金史学家，他的学问并不是只限于狭义的史学范畴，而是把文史哲打通，对宋辽金史的各个方面都有卓著奉献。本书的篇目由做者亲身选定，按照文章的内容，大致上以轨制史、政治史、理学、词学、史料、人物等为序，把做者有关宋辽金史的一些有独到观点和最见详细考索功力的文章，经细心修订后闪现。此中既有如《北宋的募兵轨制及其与其时积弱积贫和农业消费的关系》的长篇论文，也有如《宋史职官志考正自序与凡例》和《宋代文化的高度开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北宋文化史述论稿序引》等序例文字。
做者简介
邓广铭，现代闻名汗青学家。1907年3月生于山东省临邑县。1936年结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历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级助教，复旦大学史地系副传授、传授，北京大学汗青系副传授、传授。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汗青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等职。次要研究范畴为中国古代史，特殊是宋辽金史。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史纲要·宋辽金史》《北宋政治变革家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纪年笺注》《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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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答客问(中)》有几段话,我觉得是说得很好的,今别离摘引于下。他有一段说: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很多矣:高明者多专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全国之学术,不克不及不具此二途。
章学诚的书名既然是《文史通义》,则他所说的全国之学术,现实上也只是限于文史。他所说的专断之学,应便是要求撰述者以其史识(在今天,还应包罗理论程度)做出应有的论断;他所说的考索之功,应便是要求撰述者关于文献材料可以加以抉择,具有往粗取精、往伪存实的能耐。
他另有一段说:
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躲,其用行于备稽检而供摘择,初无他奇也。然而专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
那里所说的“比次之书”,应是指一些分门别类编纂而成的汗青材料,例如会要、会典和某些史料丛编之类。没有那类比力原始的材料,则所谓“专断之学”和“考索之功”便全都无所凭依了。
《答客问(中)》的最初,对马端临和他所编著的《文献通考》提出责备说:
马贵与无专断之学,而《通考》不敷以成比次之功。……此乃经生决科之策括。不敢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
把那番话用在马端临和《文献通考》身上,我觉得其实不非常公允,只因与本题无关,现且不往说它。
总括以上引述的章学诚的几段话,那就是他认为每一个处置撰述的人(他虽做出“高明”与“沉潜”那两种区分,在那里却是无关重要的),一是必需具备独到的观点,二是必需具备考索的功力,而那两者又必需先以掌握大量的汗青材料为凭仗。而章学诚最反对的,则是一个撰述者在其撰述的废品傍边,既不克不及“抒一独得之见”,又不敢“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我认为,关于今天处置研究文史学科的人来说,也应当把那些话做为写做标准。我本身所撰述的文章,虽然未能完全契合章氏所规定的几项原则,但是,我不断是试把它们做为逃求的目标的。选在那本《治史丛稿》傍边的文章,也全都是在那种逃求之下写成的。至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的那种做风,更是我所深恶痛绝,不断力图制止的。
那本《治史丛稿》所收录的文章共四十六篇,全都是属于辽、宋、金史方面的。此中一大部门原已收录在我的一本《学术论著自选集》傍边,只因该书共印了一千五百册,所以又商得首都师范大学出书社的附和,从中选录了良多篇章收进那本《治史丛稿》中来。
那本《丛稿》所收各篇论文的编列挨次,不是根据写做时间的先后加以区分的,也不是根据文章的体裁加以区分的,而是完全按照各文所议论的现实问题而区分的。例如书中收录了几篇序文,此中间有应著做人之嘱而写的,那类文章,一般被称为酬世之做,而在我却无任何一篇敷衍塞责之做,都是严厉认实地做为一个研究课题看待的,所以,也都依其内容而别离列于各门类之中,不再另设序跋一类。
1995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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