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里的滕子京是贪官吗？他做了三件大事，留下一个把柄
滕子京之所以后世留名，很多人认为，那很大水平上得益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应该说，那话有必然的客看性，但是，考量滕子京一生的所做所为，似乎如许说又有点委屈了他。因为他并非一个无能的官员，他的人生脚印有很多闪光点。
滕子京（991-1047），名宗谅，北宋河南（治所在今河南洛阳东）人，与范仲淹同为大中祥符进士。不幸的是，滕子京当官不久就因“经济问题”而讼事不竭，后世以至还有人说他是个贪官，根据是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两段记载。一是“滕宗谅知泾州，用公使钱无度，为台谏所言，朝廷遣使者鞫之。宗谅闻之，悉焚公使历。使者至，不克不及案，朝廷落职徙知岳州”；二是“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消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愿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欠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进者亦不鲜焉。州人不认为非，皆称其能”。那么本相到底是什么呢？
先说第一个问题。中心派往的查询拜访组给出的结论是：滕子京在泾阳有16万贯钱违规利用，他刚到泾阳上任的时候，按老例把那些钱犒赐给“诸部下羌”，间或也捐赠予“游士故人”。御史劾奏后，滕担忧扳连其别人，就燃烧了账本和名册。
那里的问题是，滕子京为什么要犒赏“诸部下羌”和捐赠“游士故人”？
那就不克不及不涉及泾阳地区的特殊性。寡所周知，泾阳是和西夏接壤的边陲地域。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元昊反，阴诱属羌（酋长）为助。”元昊者，乃西夏皇帝，他自立为帝，不竭撮合、诱使本地的少数民族酋长们做他的羽翼。就是说，“诸部下羌”是宋和西夏“统战”争取的对象。谁争取到了那些人，谁就多了一些伴侣，少了一些仇敌。
至于“游士故人”同样不容忽略和怠慢。据洪迈《容斋三笔》记载：“曩霄（即西夏国王元昊）之叛，其谋出于张元、吴昊、姚嗣宗，皆关中人，斗气倜傥，有纵横才，相友善。尝薄游塞上，有经略西愚见。”其时，韩琦、范仲淹为边帅，曾召见过张、吴等人，虽有争取他们为国效忠之意，但没有及时安放、利用他们，以致张、吴等人投奔西夏。张、吴为敌所用以后，驻守在边防的将帅才起头善待常识分子。由此可见，滕子京“调用公款”招待、捐赠士人的动机也都是为国度留住人才，本身并未从中牟取私利。据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滕宗谅的所谓“经济问题”，更先是礼部侍郎郑戬戳穿其“枉费公用钱”，接着监察御史梁坚弹劾。然后朝廷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去邠州勘鞫此案，燕度勘鞫的成果是滕子京并没有贪污行为。
此事皆范仲淹亲历，他曾两上奏章为滕辩诬：“梁坚奏宗谅于泾州贱买人户牛驴，犒劳军士。臣窃见往年葛怀敏兵败后，向西州官员惊忧，小手小脚……如宗谅显有欺隐进己及乖违大过，臣甜与宗谅同业贬黜。”葛怀敏兵败定川寨间接招致渭、延、镇戎三地失守，沿边各郡震动。滕子京镇守的泾州离定川仅百余里，滕却临危稳定，一面招募数千苍生戎服守城，一面选派侦查深进敌后搜集谍报，并亲书简檄，分送各郡认为防备。范仲淹率领一万五千戎马来援，却又赶上阴雨连缀，不克不及抵达。故而兵士忧沮，军心松散。面临此情形，滕子京先是慎重祭奠基川之役中死难的将士，并以重金优抚其亲属；接着大摆酒宴犒劳士卒，“于是士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此外，他还“厚抚羌族”。范仲淹恰是看到了滕子京治边有方，是可用之才，才“荐以自代，擢（滕子京）天章阁待造，知庆州”。
可是，梁坚等人却挠住滕子京在危难时刻的权宜之计大做文章，确实令捐躯为国者冷心。故而范仲淹在《天章阁待造滕公墓志铭》中云：“御史梁坚奏劾，君费用不节，至本路费库钱16万缗。及遣中使查察，乃君受署之始，诸部下羌之长千余人皆来谒见，悉遗劳之，其费仅三千缗，盖故事也。坚以诸军月饷并而言之，诬其数尔。”由此不难看出，梁坚纯属偷梁换柱，栽赃诬蔑。
再说第二个问题。不问可知，滕子京是挈着尾巴到岳州往的。
滕子京在岳州做了三件大事：承前造修岳阳楼，崇教化建岳州学宫，治水患筑偃虹堤。毫无疑问，修堤建学中心和处所财务都有预算，只要不违规利用，不会出什么问题。可修岳阳楼与国计民生扯不上多大关系，因而国度财务绝对不克不及承担。那若何筹资呢？滕子京想到了特殊的办法：搀扶帮助老苍生催旧账、呆账、烂账、死账，催来的钱捐献给官府。
但是，滕子京仍是给诽谤他的人留下了一个痛处。他没有设“管帐”、“出纳”和建账立册，而是本身大包大揽，收钱、出钱一小我说了算。那就是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说他“自进者亦不鲜焉”的原因。也许有人会问，假设说滕子京不是贪财的人，为何干那种蠢事？
那里有三个原因：一是源于他的性格，“倜傥自任”，过于自信；二是他对其时的吏治十分领会，小吏们极为贪婪，凡掌管财帛者多有贪墨行为；三是古时并没有现在的财政治理轨制。
应该说，《宋史·滕子京传》的结语“及卒，无余财”，已经把问题阐大白了。但因为有“自进者亦不鲜焉”的笔录，人们仍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所以有需要揭开《涑水记闻》的面纱。
《涑水记闻》一书，史学界一致公认是司马光随手笔录的杂记，是他为撰写《资治通鉴后纪》摘择或“考异”预备的素材，预备编书时取舍，绝大部门内容是未颠末认实核实的传说风闻，故而此中部门内容并“不敷信”，以至有“疑神疑鬼”的成分；有的只记了个可能，内容虽根本契合事实，却语焉不详。《辞海》说它“也有一些得之于传说风闻，内容不尽失实”。汗青学家邓广铭指出：“在《涑水记闻》的全书中，司马光在政治方面的守旧定见四处可见，有时且竟不吝把变法派的人物加以丑化，那就会使《记闻》的说服力要大受损害了。”《涑水记闻》关于岳阳楼募捐一事，就属于传说风闻。既有“自进者亦不鲜焉”的“莫须有”指控，又有“州人不认为非，皆称其能”的赞颂。特殊是滕子京属于范仲淹的变革集团成员，拿滕子京的传说风闻说事，既表白滕子京在那场政治斗争中做了牺牲品，又表白，岳阳楼募捐风波甚至《岳阳楼记》的成文，都是其时政治斗争的产品。
由此可见，滕子京是个有功于国、有德于民而又有着清廉操守的人。欧阳修称滕子京：“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限。”虽然他一生坎坷，但难能宝贵的是，始末连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全国之忧而忧，后全国之乐而乐”的优良心态，不只是范仲淹引为同志的“斯人”，也成为一代为政者的表率。
有趣，有料，有深度存眷公家号淘汗青，和T君一路读汗青做者｜宋宗祧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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