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爱读书的刘备为何喜欢结交儒学名士？
两汉期间流行儒家经学，世家大族中如有能通一二门经学的人物，就会被尊为“名流”，得到社会上遍及的崇拜。其时良多手握重兵的军阀，为了争取社会上各类权力的撑持，也往往标榜本身熟读经书、精通儒典。
袁绍、袁术以《孟氏易》为家学，刘岱、陶谦曾当过太学生，公孙瓒、公孙度都拜名家为师，孔融、刘表更是一代儒宗。孙坚固然本身不读书，但却让身世儒学世家的胡综陪孙权读书，孙权后来也劝吕蒙、蒋钦读《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显然是以熟悉儒家经传为荣。就连一贯鄙视世家大族，勇于提拔重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的曹操，《三国志·武帝纪》也记载他年轻时曾在谯县老家“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后来兵马倥偬，仍然“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对儒家学问很有研究。
老版《三国演义》中的曹操
在如许的风气下，刘备也不克不及免俗。但刘备不敢标榜本身精通儒家典范，只好勤奋地拉拢其时的名流，操纵他们的学问和声望来为本身增加影响力。
刘备与卢植
刘备少小时家道中落，但究竟结果是宗室，仍有家族中报酬其供给赐顾帮衬，得以拜在同为涿郡人的大儒卢植门下读书。和刘备一路读书的还有公孙瓒，而公孙瓒也是身世“门第二千石”的家庭。
卢植
说到卢植，那确实是东汉末年的大名流。《后汉书·卢植传》载：“卢植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做《尚书章句》《三礼解诂》”，曾“与谏议医生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不雅，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书》”。被时人誉为“海内大儒，人之望也”，“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表率，国之帧干也”。卢植不只学问渊博，并且“深达政宜，务存平静，弘大致”，“才兼文武”，是罕见的文武全才。他先后历任博士、九江太守、庐江太守、侍中、尚书，还曾以北中郎将领兵到冀州大破黄巾军，立下赫赫战功。
刘备固然是“不甚乐读书”，但在卢植的潜移默化之下，也不是一无所得。刘备临末前曾劝太子刘禅“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不雅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刘备所列举的那些书，应该是他看过的印象较深的书，很可能是多年前在卢植的指点下打的根底。
老版《三国演义》中的刘备
据《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载，“灵帝末，（刘）备尝在京师。后与曹公俱还沛国，募召合寡。”灵帝末年，刘备曾在京师洛阳活动，目标很可能是在跑官要官。时任尚书的卢植天然也是刘备活动请托的重要人物之一。因为那时候政局动乱，卢植还没来得及帮刘备说话，就赶上了汉灵帝驾崩、何进政变杀蹇硕和董重、十常侍杀何进、袁氏兄弟杀宦官、董卓进京废帝、袁绍等人纷繁出走等一系列严重事务，卢植因反对董卓废帝，去官回到老家幽州隐居。刘备失去了教师的撑持，在洛阳也混不下去了，他只好跟从曹操去到沛国谋划起兵，开拓新的人生道路。
刘备与郑玄
郑玄也是汉末大儒，曾与卢植同为马融高足。据《后汉书·郑玄传》，“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郑玄著做等身，并且影响深远，是汉代经学研究的集大成者，称之为经学巨匠亦不为过。
郑玄
那位经学巨匠与其时的许多名流纷歧样，他出格不喜好当官。郑玄年轻时就因为不想出来当官，被父亲痛打，可是打完也就完了，他仍是不肯，他父亲也拿他没法子。后来他遭到同亲的连累，被列为“党人”处以“禁锢”（并不是限造人身自在，而是不允许出仕当官）。那可正中郑玄的下怀，让他问心无愧地在家里研究各类典籍。党禁解除后，上将军何进邀请他到洛阳当官，他到了洛阳不久，又偷偷溜回家去了。后来太傅袁隗又保举他为侍中，他仍是以各类理由拒不到差。董卓上台后，又有人推荐他，但他只承受博士的职务，其他一概回绝。
那时黄巾军残部进入他老家青州北海一带，他逃到徐州出亡，得到徐州刺史陶谦的礼遇。初平三年（192年），陶谦致书行车骑将军、河南尹墨儁，希望墨儁出头具名结合关东诸侯进攻李傕、郭汜所在的长安。罕见的是，陶谦那封信的落款上，竟然有一贯不喜与政治沾边的郑玄的名字。可能是郑玄和陶谦颇为投缘，此前很少参与政治活动的郑玄，也甘愿为陶谦效力了。
老版《三国演义》中的陶谦
郑玄在徐州投靠陶谦的一年多之后，刘备被陶谦表为豫州刺史，屯驻小沛。此时郑玄和刘备都能够说是陶谦的手下，二人初相结识，应该就是在此时。刘备和郑玄还有一层关系，刘备的教师是卢植，而卢植和郑玄都是马融的学生，郑玄年长于卢植，所以算起来郑玄应该是刘备的师伯。两人异乡遇故知，应该是很谈得来的。
兴平元年（194年）十二月，陶谦病故，刘备被拥护为徐州牧。此时刘备成了郑玄的指导，两人关系愈加慎密了。《三国志·孙乾传》裴松之注云：“（郑）玄荐（孙）乾于州，乾被辟州，玄所举也。”刘备集团早期的骨干成员孙乾就是郑玄保举的，可见其时郑玄很得到刘备的信赖。
不外，郑玄在徐州的时间不长。建安元年（196年），郑玄就返回了老家北海国高密县，不然，他可能还会继续向刘备保举更多的人才。尔后，郑玄先后被袁绍表为左中郎将、大司农，皆辞而不就，曲至建安五年（200年）逝世。
刘备与陈纪、陈群
陈纪、陈群父子出自颍川陈氏，陈纪之父陈寔官位不高，仅至太丘县长，但却是东汉末年影响力很大的名流。陈纪名气固然稍亚于其父，但在遭到党锢期间发愤著作，编成《陈子》一书，也是一代儒学名家。董卓进京后，召拜陈纪为五官中郎将，陈纪没有郑玄那么出生避世，他到洛阳走马上任，迁为侍中，又出任平原相。
陈纪到平原国任平原相时，刘备正好在公孙瓒手下以别部司马“试守平原令”。也就是说，在其时的平原国（相当于郡），陈纪是国相（相当于太守），而刘备是郡治所在的县的县令（试用期内）。刘备不只是陈纪的手下，并且是陈纪所辖一国中的“首县”之令，地位非常凸起，并且两人同在一城，日常工做、生活都不免有诸多往来。
初平二年（191年）三月，陈纪辞去平原相，寓居于徐州下邳、剡县一带。陈纪之去官，很可能仍是和青州黄巾军有关，所以陈纪来到徐州，应与郑玄大致是统一期间。后来刘备以豫州刺史屯兵小沛，时常要往来于徐州治所下邳和小沛之间，擅长运营和操纵人际关系的刘备，当然不会随便放过和德高望重的陈纪套近乎的时机。刘备出任豫州刺史不久，就辟陈纪之子陈群为豫州别驾，也就是刘备的副手。刘备与陈纪父子的关系非同寻常，由此可见一斑。
兴平元年（194年）十二月，刘备被徐州豪族权力拥护为徐州牧，因为刘备不再担任豫州刺史一职，陈群的豫州别驾职务也主动解除，刘备将其改任柘县令。不外那一情况没有维持太久，两年之后的建安元年（196年）十月，刘备被吕布所败，陈纪、陈群父子归降吕布。建安三年（198年）十二月，曹操擒杀吕布，平定徐州，陈纪、陈群父子又归降曹操，为曹操所礼遇。
如许看来，陈纪、陈群与刘备的关系似乎并非那么铁，不然怎么会先降吕布，又降曹操呢？
刘备与陈纪、陈群关系发作变革的转折点，恰好就在兴平元年（194年）十二月刘备出任徐州牧前夜。据《三国志·陈群传》载，在徐州豪族派出代表来小沛驱逐刘备时，刘备欣然欲往，但陈群却劝阻刘备，他认为：“袁术尚强，今东，必与之争。吕布若袭将军之后，将军虽得徐州，事必无成。”
也就是说，陈群认为徐州的场面地步非常复杂，而刘备不具有掌控徐州场面地步的才能。刘备被拥立为州牧，是其时徐州最严重的政治事务。像如许的大事，陈群必定和父亲陈纪筹议过，所以，陈群提出的定见，也代表了陈纪的概念。那表白，陈纪、陈群父子对其时刘备集团的政治军事实力评价不高，固然他们暂时栖身于刘备之下，但其实不实正为刘备所用。所以一旦呈现比刘备更强的权力，如吕布、曹操等，陈纪、陈群父子就会当机立断地改换门庭。
刘备大要也看出了陈纪、陈群父子的小算盘，所以他没有瓜熟蒂落地将陈群转任徐州别驾，而是改任柘县县令，把陈群从身边收开。柘县属豫州陈国所辖，与兖州陈留郡接壤，按其时的场面地步，应是在曹操的控造范畴内。从后来陈群与父亲陈纪一路归降吕布、曹操来看，陈群现实上也没有去柘县任职。所以，陈群所任的柘县县令一职，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
自从刘备当了徐州牧，和陈纪、陈群的关系就日渐疏远。陈纪、陈群归降曹操后，两边不再有所往来。根据其时的政治不雅念和社会伦理，陈群与刘备曾有君臣关系，其变节刘备而归降吕布、曹操的行为，不免会被认为道义有亏，会遭人鄙夷。《后汉书·陈寔传》在评论陈寔、陈纪、陈群祖孙三人时认为：“全国认为公惭卿，卿惭长。”意思是说，陈寔当官只当到太丘县长，而陈纪在归降曹操后官至大鸿胪（九卿之一），陈群更是积极帮忙曹丕，得以官至司空（三公之一），祖孙三代官越当越大，但论到德性、人品，却是三公不如九卿，九卿不如县长，能够说是一代不如一代。
陈群也晓得本身有愧于刘备，故而末刘备一生，陈群都不敢再与刘备联络。然而刘备一死，陈群却摆出一副“故人”的姿势，写了一封信给诸葛亮，大谈人事天命，劝诸葛亮“举国称藩”。诸葛亮底子不屑于回信回答陈群，而是公开颁发了一篇签名文章，文中说：“纵使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奉进驩兜滔天之辞，欲以诬毁唐帝，讽解禹、稷，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笔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为也。”诸葛亮把陈群比方为舜帝期间的大恶人驩兜，把他写的信称为“诡靡”的“滔天之辞”，嘲笑他“徒丧文藻、烦劳笔墨”，文字之间极尽嘲讽，能够看出诸葛亮打心底里看不起陈群的言行和为人。
老版《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东汉儒家思惟对刘备的影响
恰是因为刘备本身的文化程度不高，出格需要有学问、名声好的名流，所以刘备在延揽名流的时候老是身材放得很低，立场非常谦和，因而博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刘备为了请出被誉为“卧龙”的诸葛亮，不吝三顾茅庐，就是基于那种对名流的渴求。刘备入蜀后，又收录了许靖、刘巴、赖恭、射援、向举等一批名流，可见刘备对名流们十分神驰。
刘备与诸名流在日常交往的潜移默化之下，刘备也不成制止地遭到那些名流们的政治思惟和主张的影响。
据《贞不雅政要》载：
贞不雅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之间，每见启告，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
又称：
故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
意思是，刘备向诸葛亮陈说其早年曾与郑玄、陈纪交往甚密，曾向郑玄、陈纪请教治国理政的事理，主张严酷施行刑法，在看待赦宥轨制上十分隆重。刘备的那一法令思惟被诸葛亮所继承，诸葛亮执政时严酷执法，不搞赦宥，获得了很好的政治效果。
赦宥是中国古代法令中很有特色的轨制。其原来的目标是缓解刑罚的残酷性，在必然水平上表现统治者的“宽仁”和“慎刑”。例如汉文帝时，缇萦上书救父，不只得到汉文帝的赦宥，并且因而拔除了肉刑，史上传为美谈，效果仍是不错的。但到了东汉末年，赦宥已经成了以宦官为首的败北政治集团寻租投机的东西，频繁的赦宥不只招致报酬的法令破绽和法造败坏，并且因为可以花钱买到赦宥往往是有钱有势的群体，由此招致社会利益失衡和言论的不满，影响十分恶劣，成为令人诟病的一大弊政。在那种社会布景下，其时儒家思惟的支流概念，是主张慎用甚至不消赦宥，进而要求严酷施行法令。郑玄、陈纪把那一概念灌注贯注给了刘备，刘备又将此教授给诸葛亮，使“不赦”成为蜀汉的一项司法政策，而且在理论中获得了较好效果。
实正把儒家的理论主张胜利付诸政治理论的，竟是“不甚乐读书”的刘备，那恐怕是刘备的教师卢植所无法意料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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